制度化有两个问题，一是每一项工作的各个环节能够形成比较封闭的体系，若干个环节通过相应的制度形成有机的衔接。比如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从提名到最后任用，都有规范性制度，若干工作环节上的规范制度形成的是规范的工作机制。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制度，但因为是单一的，因人因事，后面一项制度可能就会排挤它、超越它，最终它就没有了生命力。二是制度的设计一定要抓关键环节。一定要注意有程序性制度方法的保证作用。
　　
　　这几年间我们通过一个个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工作上的运行机制。如果你注意就会发现，四川各地市的各项改革，它都不是一件一件孤立的事情，都有全局上的联系。
　　
　　在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中，我们反复强调有序、有组织推进，注意不断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很多事，都有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之内就是建设性的，超过临界点就可能不是好事了。
　　
　　记者：专家学者和媒体一直称四川的政改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是否让你感觉到压力﹖另外，还有媒体称，四川是中国基层民主改革的试验田，好多民主建设试点都放在四川，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魏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坚定落实中央的要求，是省委旗帜鲜明的贯彻中央的精神。现在的很多改革都是党委觉得应该去做的。比如我们对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用人的弊端是多少年来大家都看到的东西，现在社会上不是说，选拔干部是拿多少钱买多大的官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再不把这方面的改革之路走下去，不把这方面的信息释放出去，这影响的是党的执政形象。我们改了，也是落实上级的精神和要求。我们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去做该做的事情。
　　
　　对于“试验田”的这种提法，是没有的事，我肯定不赞成。中组部从来不搞“试验田”。党建工作全国都在改革、创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好多东西并不是试验而是按中央要求在实践。
　　
　　超女的产生过程为民主建设留下了好多想像的空间
　　
　　记者：据称，在一次“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会议上，你曾提到当时正在热播的“超级女声”，你觉得“超级女声”异常火爆的原因是什么﹖
　　
　　魏宏：说实话，我不喜欢看“超女”。对这种形式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它不妨碍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这个事。几十万、几百万人发疯一样参与投票，有一个原因不能疏忽，那就是这个娱乐活动调动和激发了公众民主参与和公开选举的激情。他们有规则的民主参与、按规则得到信息公开，最后按规则实行票决，很有成效。超女的产生过程所体现出来的民主对我们搞民主建设留下好多想像的空间。
　　
　　记者：中国近几年出现了很多政改明星，比如最近引起媒体关注的仇和，你觉得这种个性化官员的升迁和政治文明有怎样的联系﹖
　　
　　魏宏：我认为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仇和的升迁，我认为党委和群众首先应看到他的工作精神和工作实绩，这是起主要作用的。同时，群众公认是重要的价值取向。对官员个性化的炒作，不利于改革的发展。就拿我们开展的一些工作来说，在开始做的时候，如果媒体介入过多炒作的话，我们可能就做不下去或不做了。我们需要尝试的东西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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