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六十年代的重要诗人郭小川专题：新时期朦胧诗派专题。

　　1、郭小川的创作道路（重点识记）。

　　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思大，河北丰宁县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9月在去延安途中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丰宁县县长。建国以后，曾在中南局宣传部、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等部门工作。50年代中期以后，专业从事诗歌创作。出版的诗集有《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雪与山谷》、《鹏程万里》、《两都颂》、《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阴下集》、《郭小川诗选》等。

　　郭小川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55年到1956年，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他写了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诗作在内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这些诗感情热烈豪迈，以“阶梯式”的形式表现斗争、建设、进军的主题，倾吐着澎湃的激情，以政论家的头脑和战土的姿态鼓舞人民投入火热的斗争。但在艺术方面却不够成熟，政治性的议论往往代替了艺术形象的创作。

　　1957年到1960年。是郭小川进行探索的一个时期。在一阵诗情爆发之后，他意识到：“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海洋，而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他甚至认为他的一些创作“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对那些“政治性的句子”感到不满，而且感到“非常不安”，伯伤了读者的胃口。因此，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努力克服议论多于形象这一缺陷的同时，开始向复杂的生活内容和新的题材挺进，不再满足于诗的表层鼓动作用，而追求深沉的情感内蕴。他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写了叙事诗《白雪朗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和《将军三部曲》。这些作品显示着诗人对生活认识与思考的加深，并逐步由以政治语言鼓动读者，向以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感染读者的方向转变。《望星空》标志着诗人在抒情方面的探索，抒情由浮泛激荡转向凝重深沉。遗憾的是，他的这种探索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没有能够继续下去。

　　2、贺敬之长篇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色。（次重点理解）

　　贺敬之建国后的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短诗，多从现实生活的某种具体情景出发，表现诗人具体、真挚的生活感受。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又回南泥湾》等，这些诗大都意境深远，感情细腻，讲究炼字炼意，具有民歌风味和古代诗歇的一些特点。《回延安》写于作者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重返延安之际。诗人是在延安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阔别十年，重返延安，感情激荡，难以抑制。诗人运用信天游民歌形式，大量采用比兴、夸张、对偶、排比等手法，淋漓尽致地抒写了对母亲延安的无限深情。诗首先写诗人踏上延安土地时的激动和兴奋，“心儿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接着，诗人回顾了战争年代他在延安生活、战斗、成长的经历，回忆延安哺育自己成长的深情，写了诗人与延安人民相见谈心，话新叙旧的场面，表现了双方的血肉之情。诗篇始终贯穿了诗人对延安的深切情感，热烈奔放，真挚动人。浓郁的陕北地方色彩，信天游民歌形式，一系列形象的运用都为诗篇增添了魅力。

　　另一类作品是篇幅较长的政治抒情诗，如《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散》、《西去列车的窗口》，以及70年代末的《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这类作品气势磅礴。洒脱豪放，洋溢着革命激情，及时提出并回答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宣传鼓动作用。形式上则多采用楼梯式。这类作品代表了诗人建国后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集中显示了他诗歌的艺术风格，并在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发展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50年代的《放声歌唱》和60年代的《雷锋之歌》，在当代政治抒情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放声歌唱》以昂扬的旋律和华丽壮美的语言热情赞美了伟大祖国沸腾的生活。唱出了一曲党的颂歌，显示了50年代颂歌的最高成就，又为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提供了一种构思方式和想象方式、其抒情方式和格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诗风。《雷锋之歌》则集中显示了6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风格特点。在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中，诗人创作了这首长诗，以独特的构思歌唱雷锋精神，为人们指出了一条革命的人生道路。诗人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歌颂英维，揭示了英维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必然性，同时又把雷峰作为一个新人的典型，讴歌了一代新人和产生一代新人的时代。诗人不是就英雄写英雄，而是大处着笔，着重从英雄身上发掘革命人生哲理，借助英锥形象概括时代精神。诗人抓住英雄精神，通过歌唱英雄，鼓励青年人在学雷锋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去迎接伟大的未来。这种抒情方式，体现了60年代政治抒情诗在一切题材上挖掘重大主题和追求丰富的政治寄托的倾向。

　　贺敬之的诗善于及时捕捉和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歌治命题，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作为建国初30年间诗歌创作观念的集中体现者，他总是密切地关注政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注视着时代的发展，迅速把握时代脉搏，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重大主题。《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中国的十月》…‘每首诗都与一个重要的事件和重要的时刻密切相关，因此，这些诗格外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诗人力图以比较开阔的视野去思考时代的重大问题，善于将历史与现实交织成统一的画面，增加诗的广阔度。《放声歌唱》、《八一之歌》都是如此，就连写雷锋也没有忘记从历史中汲取诗意。这种手法曾为许多政治抒情诗所仿效，成为一时风气。他还善于把政治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把抽象的概念与生动的形象结合起来，以减少空洞的政治说教，增强感情和形象的艺术力量。他的政治抒情诗以观念为主干，诗的展开常常是按照提出问题、描述分析、总结归纳、得出结论的政论模式进行的，但诗人没有作赤裸裸的抽象说教，而是用激情和形象为政治议论扎上了缪斯的翅膀。在《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中可以看到这种结合的比较成功的范例。

　　贺敬之的诗格调高昂奔放，气势磅礴，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他认为，“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对一个民族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来说、绝不可能、也不会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浪漫主义“给人以展扬人心的雷霆万钧的力量”（《漫谈诗的革命浪漫主义》）。贺敬之诗歌的艺术力量主要来源于它的激情、气势和由此产生的壮阔意境。这除了重大的主题和题材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力于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他诗歌中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想象、夸张和奇特的构思都与革命浪漫主义密不可分。他的宏观鸟瞰式的固景表现也与浪漫主义的豪情有着血缘关系。《放声歌唱》中对现实和理想的表现，《三门峡——梳妆台》将黄河拟人化又与之对话，诗人乘想象的彩冀翱翔于天上地下、过去未来，为诗歌增添了光彩。

　　贺敬之的诗既有民歌风味，又有对外国诗歌的借鉴和汲取。《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采用的是民歌形式，《西去列车的窗口》又对这种形式进行了改造和创新。他的大部分政治抒情诗运用的是楼梯式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描绘壮阔画画，造成一种气势，突出感情的节奏。他在使用这种形式的过程中又汲取古典诗歌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改造，使其具有整齐美和对称美，整齐与不整齐相统一，上下两层，遥相对应，创造了中国式的楼梯式。贺敬之创作态度严谨，决不粗制滥造。但他的政治抒情诗的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与《放声歌唱》相比，《中国的十月》等稍嫌逊色。同时，由于作品的政治性，在历史曲折的运动过程中，诗中难免留下一些时代的印记和疵点；由于追求理想与豪情的表现，也留下了一些对生活理想化的东西和空洞的呐喊。 转贴于：自考_考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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